红周刊 记者 | 惠凯

ST信通因大股东的债务危机而受伤严重，以至于股东间分歧明显加大，近日几名小股东甚至提议改选董事会，借希望改选来改变企业经营和股价多年不振局面。此外，同样受亿阳集团债务危机拖累，最大债权人阜新银行基本面也出现恶化，面临较大的资产减值计提压力。

亿阳集团自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不仅至今余波未断，且还连累了上市公司ST信通，导致其一度濒临退市边缘。在主业严重萎缩、员工纷纷离职、股价萎靡不振下，ST信通股东内部分歧明显，有5位自然人股东在持股仅3%的情况下，提出了更换现任董事会要求。

在亿阳集团、ST信通近期诸多资本运作的背后，最大的债权人阜新银行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红周刊》记者了解到，受亿阳集团破产重整、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阜新银行去年业绩出现暴跌，其股权结构出现新变化，存在被辽宁国资合并重组可能。

ST信通小股东欲“掀翻”现任董事会

7月初，ST信通突然发布公告称，王立纬、郭世民、吕秀芬等5位股东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罢免董事总裁曹星、董事长袁义祥、董事陆鹏等6位现任董事。几位股东均表示长期持有ST信通股票，对现任董事会和管理层“非常失望”，为了“简化公司复杂冗余的董事会架构”才提出上述议案。据上市公司公告，从2017年至今，吕秀芬、郭世民、王立纬等5位股东即已出现在ST信通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中。

董事会管理层和小股东的矛盾在日积月累后的突然爆发，掀开了ST信通在管理、人事和发展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旧伤”也有新疤。自2017年出现危机以来，ST信通的股价就从当年的13元一路跌至最低仅2元，诸多股民损失惨重。

上述5位股东之一的郭先生向《红周刊》记者表示，他们在2016年前就很看好ST信通，斥巨资从二级市场中重仓买入，郭先生本人买入了近亿元，但如今仅剩下不足2000万元。“财务上，亿阳集团令ST信通背负了巨额的违规担保，差点就退市；管理上，几位资深高管在去年纷纷离职；业务上，受债务缠身和公司形象不佳等问题影响，ST信通近两年市场份额出现锐减，业务骨干也纷纷离去。”

5位股东直言，董事总裁曹星“长期下午才到公司上班，不能以身作责，无法树立良好的领导榜样……任人唯亲，重用财务总监(被上交所公开认定五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公司财务部存在失控风险；董事长袁义祥“未能清晰规划公司战略发展路径”，对公司总裁不能以身作则、任人唯亲等行为持默许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袁义祥尽管为人低调，却也是资本市场的大佬。公开信息显示，袁义祥先后担任过中国华录集团的总经理（旗下有上市公司易华录）、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还曾是百傲化学的副董事长、目前仍担任公司董事。由于ST信通前董事长邓伟的长期缺位，2020年7月后，随着亿阳集团重整、大连万怡作为战投方入场，资本大佬王文锋成为上市公司新的实控人，袁义祥作为王的搭档担任了董事长。

“我们感觉大连万怡对ST信通并没有太多感情，也没有投入足够精力。”郭先生坦言，他们就公司发展和股价问题多次向董事会建言，包括在近期股东大会上提出更换董事，都没有获得袁义祥的回复。

资料显示，ST信通目前的业绩也不容乐观，总营收从2017年的13.3亿元萎缩至2020年的5.24亿元，归母净利润更是多年亏损，可即使如此，公司也未触及“连亏3年退市”红线，原因就在于公司2019年通过破产债务处置、以及会计手段中的回冲，在业务没有起色的情况下实现了15亿元盈利，避免连续3年亏损触发退市，但2020年报又再度回归亏损。

董事长联手独董四处灭火

几位小股东仅凭借手中3%的持股权，即提出更换董事会，如此做法在A股市场还是非常罕见的，也因此激发了不少股民的参与热情。《红周刊》记者注意到，近几天ST信通股吧中的讨论热情极高。

ST信通董事会也坐不住了。郭先生向记者透露：“据我们了解，袁义祥这几天已赴上海和交易所沟通，同时还在和黑龙江证监局沟通。总之还是希望拖延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那么监管部门是什么态度？相比经验更丰富、专业性更强的交易所，地方证监局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毕竟ST信通在黑龙江发展了多年。据记者了解，近两年多家黑龙江上市公司暴雷，黑龙江在资本市场的形象受到一定负面影响，地方监管部门压力颇大，譬如仅在2021年，就有工大高新、秋林集团两家黑龙江企业被强制退市，而ST信通的经营和治理问题也一直是黑龙江证监局的“老大难”。

可供佐证的是，证监部门从2017年底就开始对ST信通进行调查，但迄今仍没有公布结果。股吧中有投资人表示，“违规担保的事儿，哈中院已经做了正式裁决，可以说已经完全彻底解决了。非法占用的事儿，阜新银行已经开出了不可撤销的担保保证函来兜底，也可以算解决了”，可地方证监局为何迟迟还不给出结论呢？对此，有股民向记者分析称，如果调查结果一旦公布，小股东就能据此向上市公司提出索赔，金额可能达数亿元，“上市公司就可能死掉了”，加之亿阳高管在黑龙江也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地方证监局可能是投鼠忌器。

值得一提的是，现任董事会得到了几位独董的支持。陈晋蓉、郭介胜、朱立飞等几位独董一致表示，“提案涉及罢免公司董事长，以及总裁和部分高管的职务，对正在努力走出困境的公司经营、管理，特别是队伍稳定以及市场信心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从而会严重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因此认为不应把文件提交给股东大会审议，而是寻求其他方法来解决分歧。

那么，几位小股东的提案有望获得通过吗？几位独董在《独立意见》中坦承，持股超过3%即具备了提出议案的条件，且几位股东在股东大会召开10天前就提交了提案，程序上符合《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加之“利用大股东暂不能行使表决权的时机”，因此很可能在股东大会获得通过。

7月16日，ST信通将召开股东大会，届时结果如何,公告会给出答案。

可尽管如此，几位股东也不敢掉以轻心。“听说前实控人邓伟在披露的数据之外，可能还有‘暗仓’”，最近一年来，在重整通过的利好下，信通股价却跌跌不休、可能与此有关。

亿阳信通董秘办相关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公司主营业务受亿阳集团债务诉讼的影响，包括基本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部分业务投标受到很大影响，新签约合同额下降，正常生产经营的确受到重大影响，但公司管理层坚持将满足客户需求、维系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保持稳定的交付能力放在首位，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稳定市场。

而至于前述股东所质疑的情形，亿阳信通相关人士也表示，“尚未发现”。

员工流失严重，主业已成红海

对于ST信通未来的经营管理，几位提出议案的小股东又有什么诉求呢？郭先生向《红周刊》记者表示，经营层面，上市公司所处的通信行业已经是“红海中的红海”，竞争太激烈，加之这几年受债务等问题影响，ST信通的业务萎缩非常严重、业务骨干纷纷离职，退市风险仍然存在。

Wind数据也显示，ST信通的员工总数从2017年底的接近2900人、减至2020年底的1534人。一位离职的亿阳集团员工坦言，“亿阳办公室位于海淀西山赢府，实际上已经到了西郊，虽然可以节省办公成本，但住在朝阳和通州的员工上下班非常不方便，光通勤时间就得3个小时”，仅此一项，在招聘员工上就构成了不小的阻力。

而管理层方面，在原高管因种种原因离职后，仅剩的副总裁/董秘方圆、2020年新上任的总裁曹星，均为营销部门出身。“他们可能更适合管理市场和销售工作。”一位投资人表示。

对于董事会改选后想要达成的预期，郭先生表示，“若改选成功，我们计划通过重组并购，引入新的、有发展潜力的业务，实施‘双核心驱动’的经营战略”。

《红周刊》记者发现，截止2020年末，ST信通账面尚有近17.7亿元的货币资金，虽然其不久前提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6000万元股票，但与其拟数亿元高溢价收购大股东旗下的地产项目做法相比金额显然是不大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该关联交易还存在一定的法律问题，是否合规也是存在一定争议的。

关联交易蹊跷多，屡被交易所问询

最大债权人阜新银行被套牢？

今年4月初，《红周刊》记者从亿阳集团债权人处获得的集团层面召开股东大会的文件显示，由于此前大股东亿阳集团违规占用子公司ST信通的15亿元资金，子公司因此也享有对集团的债权，但在集团债务重整过程中，子公司仅获得10万元的现金清偿，剩余6.8亿元债权均转换为对集团的股权，形成了“母公司和子公司交叉持股”格局。为解决这一问题，集团拟收购被子公司所持股权，但资金来源却是借款——拟从最大债权人阜新银行处借款4亿元。

既然集团连回购股权的资金都拿不出来，还敢于向阜新银行融资，那将来又如何偿还呢？公告透露，集团计划把其持有的部分房产资源以3亿多元的高价、出售给子公司ST信通(或指定的其他第三方机构)，用所获得的现金偿还银行贷款。

多位采访对象表示，此方案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母公司和子公司互为股东，股权关系“剪不断理还乱”；银行在明知亿阳集团资金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还不得不继续向其融资；子公司从母公司处购买房产，属于关联交易；作为交易标的的房产项目，至今仍被债权人所查封，集团却表示“交易过户没有实质性法律障碍……”

果然不出意料，上交所对此再次及时下发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就此次交易是否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房产项目评估价增值率为何高达258%等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就上述资本运作来看，作为第一大债权人的阜新银行与亿阳集团、ST信通的关系匪浅，而据记者了解，阜新银行与亿阳集团的债权数据似乎也存在猫腻。据《红周刊》在2018年9月的独家报道，在亿阳集团首次债权人会议上，亿阳高管内部透露，阜新银行的债权金额约为27亿元，阜新银行也因此担任了债委会主席，但在2019年披露的债权表中，阜新银行对亿阳的债权申报总计达约33亿元。有接近亿阳高层的ST信通股东向《红周刊》记者透露，阜新银行对亿阳集团的债权真实数字实际上不止30亿元。

阜新银行业绩暴跌、管理混乱

或已成“民企提款机”

考虑到阜新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不足2000亿元，对亿阳的巨额不良信贷显然会对其资产质量、财务数据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叠加去年的疫情，阜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2018年12.08%降至2020年末的11.02%。

更可怕的是不良数据，阜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底的1.39%增至2019年底的1.98%，2020年末突增至4.07%！对此，联合资信在信用评级报告中指出，阜新银行信贷投放在地域和行业上过于集中，而当地经济持续低迷，阜新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明显下行，拨备水平已显不足……面临较大的资产减值计提压力”，需尽快补充资本。

《红周刊》记者了解到，此前亿阳集团曾有意入股阜新银行，可供佐证的是，据阜新银行的2016年年报，彼时亿阳集团曾试图拿下阜新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位置，截至当年年底，亿阳集团掌控阜新银行6.59%股权，不过因其股东资格未获监管部门认可，其后亿阳集团从阜新银行的股东层面退出。另外，阜新银行和亿阳集团的关联交易早已存在，在亿阳集团试图参股阜新银行的当年底，阜新银行对亿阳的承兑汇票就达到了5.2亿元。

由于阜新银行对亿阳的敞口较大，现金偿付率微乎其微，也会给阜新银行带来较大压力。尽管重整方案已获通过，但以董事长赵祥为代表的阜新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还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近两年，辽宁部分银行频频踩雷，锦州银行、丹东银行屡屡卷入企业破产事件中，有的甚至爆出可能与大股东之间存在惊人的违规资金往来(此前，本刊也独家报道了丹东港破产一事，其中丹东银行的债权申报就达到了59亿元，还因此被联合资信下调评级)。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辽宁省内城商银行改革尤为必要。2021年3月，辽宁省政府批复同意辽宁金控发起设立新银行，合并省内12家城商行，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改善治理，其中极有可能包括阜新银行。

“在合并前，相关方面肯定会仔细审查阜新银行的报表。”一位接近亿阳高层的知情人士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阜新银行真实的呆坏账数据很可能会被披露出来。

事实上，确如相关监管部门所担忧的情形，阜新银行尤其是其股东也存在诸多风险。年报显示，阜新银行的大股东为民企辽宁路德森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两位自然人姜秀云、段兴波。据沈阳中院公布的信息，姜秀云持有的路德森建设的1.2亿元股权已在去年5月被冻结，冻结期限至2023年，而段兴波的持股也被冻结。

阜新银行的二股东为阜新银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后者的全资股东为自然人耿楠。但奇怪的是，工商信息系统显示，2020年10月，阜新银通的注册资本从1亿元调减为2000万元。

阜新银行的第四大股东为辽宁远东新型管业发展有限公司。据法院公布的信息，远东新型管业已是最高法公布的失信公司，且被法院强制执行，公司以及大股东张玲还被广发银行追索债务，甚至被限制高消费行为。

阜新银行的第五大股东为玮佳(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后者的大股东为中安国顺(大连)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同样是债务缠身。据大连甘井子区法院公布的信息，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大连银行起诉了中安国顺，并在今年6月开庭……

业绩上，阜新银行的局面也越来越严峻。不久前公布的2020年报显示，阜新银行去年总营收20.17亿元、同比减少4%，其中最为关键的利息净收入7.76亿元、同比下滑超六成。只是由于投资收益的出色表现，才避免了亏损，尽管如此，去年净利润也仅有0.18亿元、不足2019年的1/20。而过多依赖投资收益，更会加大业绩的波动性。实际上，阜新银行的营收已经萎靡多年：2016-2020年，年度营收从24.44亿元一路下滑至20.17亿元。

“(阜新银行的股东)太乱，存在变成‘民企提款机’的可能。”亿阳集团一家债券持有机构的员工对记者表示。

对于上述内容，《红周刊》记者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试图采访ST信通、阜新银行方面相关人士，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本文已刊发于7月10日《红周刊》，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