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三中全会聚焦四个方面：一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要素市场化。三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平衡央地财权事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守底线思维。

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百年变局下中国内外部面临不同挑战，外部面临着复杂的经济政治环境导致全球化出现曲折，推动出海能解决一部分产能问题，但无法解决全部；内部在经济动能切换、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主动选择降低宏观经济对地产的依赖度，“去地产化”仍在持续导致经济出现一系列“阵痛”。中央一直强调战略定力，战略即“制造立国”，定力就是在经济运行基本实现了“去地产化”之后，在大体可控的状态下，不搞大水漫灌的“强针猛药”，主要采取固本培元的“中医理疗”。

中国的“制造立国”没有产能过剩，有的只是产能迭代、产能保全与产能储备。事物都有两面性，“制造立国”战略，短期会存在一定压力，但却是中国应对内外部复杂挑战的战略选择。对外，一是加快制造业的迭代升级和技术进步，不断在全球产业链上爬坡突破，以产业迭代拥抱全球化；二是加速传统制造业降本增效，以“质价比”和“性价比”策略守城，以产业保全避免“去中国化”抢夺中国市场份额，进而对国际收支、就业等基本面形成冲击；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背景下，产能储备是重要战略补充。对内，以“制造立国”对冲“去地产化”的阵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以“制造立国”之战略应对百年变局，但如何破局突围关键在于改革，三中全会是事关中长期改革的关键会议，展望三中全会聚焦四个方面：一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国际博弈主战场上占据优势。二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要素市场化，关注土地、数据、电力等改革。三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平衡央地财权事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聚焦消费税、增值税等。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守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金融风险。

如何突围，改革破局

2024年以来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提升，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法国政局动荡、巴以冲突仅是暂停、红海危机仍在持续等均有体现，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今时代最大的宏观条件，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如何突围致胜？关键在于改革破局。

6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自2023年以来就是市场关注的焦点话题，从过往来看，“三中全会”是谋划改革、定调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会议，2013年和2018年召开的十八届和十九届三中全会，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等文件，对此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

本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在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汇报后做出指示，对后续三中会议有一定指引：

（1）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要贯彻以下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坚持系统观念。

（3）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

当前处于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前夕，百年变局下，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愈加激烈，各个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竞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把握竞争主动和保障安全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战略是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战略，科技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关注创新领域的机制体制改革。

此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在谋划，强调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重点强调三个方面：

 一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央企骨干作用。6月26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明确表示“要切实发挥中央企业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骨干支撑作用，围绕破解卡点堵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眼产业链整体突破，压紧压实责任，加速攻关突破”。科技产业与传统重工业存在一定区别，部分重大科技设施和公共产品存在着“高投入、低回报”的特征，市场主体投资难度较大，央企承担重要的引领和基础作用，有助于以点带面的推动创新发展。此外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角度，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这也意味着国央企可能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二是服务科技创新，落实“五篇大文章”，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推动科技创新发展需要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支持。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定调科技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2022年央行创设科技创新再贷款，2022年创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2024年4月将二者整合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6月央行发文表示遴选了首批近7000家符合条件的企业，首笔科技创新贷款近日已发放，正在组织开展第二批32万余家科技型企业创新积分评价，或旨在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投放，预计央行可能科创领域会有多工具支持。

资本市场方面，6月19日，证监会主席的发言和相关新政的出台紧紧把握住“推动新质生产力和创新发展”的主旋律，一是围绕新质生产力，研究相关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激励约束、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资本市场工具；二是考虑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强化支持性政策促进“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三是发布科创板8条改革措施，从制度角度出发解决包容创新问题，有助于从制度建设层面鼓励和支持“可持续的创新发展”，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支持高质量发展。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力求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此前在2021年和2022年先后发布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和《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文件，我们认为，当前一些领域仍面临着基础性制度待完善和地方壁垒、行政性垄断等问题，三中全会推进改革事宜，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和制度体系至关重要。

关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深化，将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真正交给市场来配置、市场来定价，为中国市场注入新的动力。建议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土地要素市场化。随着户籍制度的大范围放开，人口流动的限制显著减少，与之匹配的产业发展和用地需求也相应变化，与土地挂钩的建设用地指标依然有价值，如果土地指标可交易，欠发达地区既增加了相关收入，主导产业向现代农业、资源能源、粮食安全等方向切换，也减轻了财政支出压力。发达地区拥有了更多便宜的土地指标，可以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吸纳更多就业，进而创造更多税收，并通过中央统筹，进一步转移支付给欠发达地区。

其二是数据要素。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2023年12月31日，十七部门发布《“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通知，对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目标，旨在发挥数据要素报酬递增、低成本复用等特点，优化资源配置、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此前国家数据局组建时发改委测算，“全国企业数据要素支出规模约为3.3万亿元，如果考虑数据资产评估、质押、融资等衍生市场，整体规模可能超过30万亿元”。关注数据要素市场的进一步改革，推动数据要素发挥更大作用，助力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

其三是能源转型及电力改革。2024年6月20日，国新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针对市场关心的能源转型和电力改革做出解答。其一是加快构建多元能源供给体系，推动重塑能源供需格局，推进形成消费侧转型合力。其二是要做好供给侧非化石能源提质扩量的“加法”，加大非化石能源开发力度，统筹推进核电、水电、新能源开发利用。其三是推动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形成更加及时反应电力供需的分时价格信号，目前，山西、广东、山东、甘肃、蒙西、湖北等6个地区已经实现了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用户在新能源大发时段多用电。

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

此次政治局会议提及“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后，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系统性的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来看，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之一，这要求财政政策并非仅仅扮演过去宏观调控的职能，而是围绕着国家治理的一系列目标，协同其他政策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完善分税体制，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百年变局下内外部面临复杂挑战，地方政府收入端压力显著抬升，叠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考虑，如何开源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要方向。另外，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新的发展方向也需要相应的增加开支，考虑地方的收支压力以及新发展方向的执行和落地，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

我们认为，一方面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背景下，中央可能要适当增加更多对于公共产品的支出，特别是在科技、安全等领域，另一方面要更大程度的发挥中央的调节作用，对薄弱领域、短板领域等增加支持。

二是税收改革，关注消费税、增值税等。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消费税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为“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后续消费税的相关改革值得关注。

我们认为，消费税作为国家调控消费行为、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财政收入结构的重要工具，其改革动向与广大消费者息息相关，重点关注消费税的调节作用而非财税作用，重在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等形成一定的鼓励和约束，而非单纯的考虑补充税源。此外，增值税也是改革焦点之一，重点关注是否存在着“三档税率兼并两档”。

统筹发展与安全

3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调研时表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二十大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明确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考虑当前内外部面临的复杂局势，一方面有确保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还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等重大问题，从改革角度看，正如二十大所讲“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3月22日，国务院召开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明确要求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1）用足用好各类政策资源，加快化债方案推进实施；2）加快压降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3）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关键还是在于改革推进，一方面在市场较为关注增量化债工具上，若想用新增专项债进行债务置换，必然需要改革突破项目自收益平衡的要求；另一方面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更为重要，推动其向经营性国企转型，需要一系列与之对应的机制体制革新，比如在考核方式、业务范围等进行调整。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关键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各地要立足一域谋全局，落实好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责任。风险处置过程中要坚决惩治腐败，严防道德风险。

2024年以来出现了一些地产、信托等风险暴露，未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旧是改革重点推进事宜，近期金融稳定法提请审议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为德邦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